兼论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发展

发迹于春秋的淮盐，曾使春秋吴国很强盛。汉吴王刘濞也曾将淮盐作为觊觎皇权的经济支柱。中唐盐法改革家刘晏注目于东南盐区，而使淮盐有了长足的发展。宋元两朝，淮盐一路前行，领先于全国。明至清中期，淮盐区一直居于全国盐业中心地位。清嘉道朝后，淮盐似乎跑累了，要稍息片刻般地疲惫了下来。但正是在这种半个多世纪的小息之后，猛地觉醒又向前走去。笔者把淮盐的晚清至民初的衰落而重振称作淮盐自嬗，意欲论证淮盐的巨大生命力，并以此文寻求指教。

淮南趋衰缘于盐法和自然的双恶

明至晚清前，是淮盐的鼎盛期。清乾隆朝淮盐达到了最高峰，年产盐高达1050万担（52.5万吨），乾隆八年（1743）两淮盐课银四百余万两，占全国的半数以上。盛极而衰。由于极端落后的生产关系，封建王朝视淮盐为已物的专断态度及盐策，被淮盐兴旺刺激起来的括地以净式的官僚巧取豪夺，加重了淮盐的税赋负担。加之以报效捐输为名的索取，终致淮盐疲惫不堪，随着清王朝的逐步衰败而渐趋衰落。至道光初年，淮商垄断的苏、徽、鄂、豫、湘、赣6省的250个州县的淮盐市场，几尽丧失。淮盐由于产旺销绌，积压极甚。至道光十年（1830）亏历年课银5700万两。幸有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兼理盐政、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陶澍举起盐法改革大旗，先行在淮北盐区实施废引改票盐法改革，成效卓著。改革后淮北在14年间，每年行销淮盐量是改革前的两倍，达600万引，纳课银1100万两。同时还替淮南完成销售定额，每年代纳盐税银32万两，另补贴淮南经费40万两。盐法改革上，淮南滞后于淮北十八年，只到道光朝的最后一年（1850），才由时任两江总督兼理盐政陆建瀛力主，仿效淮北盐区实行票法，也立见大效。这一段淮盐史，可以理解成是淮盐自嬗的第一回，也是淮盐重振雄风的预演。

然好景不长。已如朽木不可再雕的晚清王朝愈发腐败，有助于发展淮盐生产力的票盐法，至同治三年（1864）起，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两任两江总督渐次篡改，复行旧盐法——明朝万历年间流传下来的纲盐法，淮盐再逆转为厄运，每况愈下。盐法被颠覆，对淮盐无异于当头一棒。如果说这已使淮盐外伤累累，那么淮南盐区自然条件恶化，不利于再兴鹾业，则是其内伤了。这种盐法外伤、自然内伤，足以使曾经是中国盐业中心之中心的淮南盐区这个巨子轰然倒下。《南通盐业史》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装载淮南盐往汉口的船只在武昌发生火灾，毁盐船400多只，淮商资本净损500万两，给本已疲敝已极的淮南盐雪上加霜，真可谓淮南盐的天灾。但在次年淮南废引改票，实施新盐法，也曾给淮南盐打了一剂强心针，是时销区盐多价贱，淮南盐一改疲惫之态而大畅一时。后来虽有曾国藩、李鸿章篡改票盐法复行纲盐法，然淮盐巨大的惯性作用，仍使淮南盐有一定的运行速度。中国近代盐务专家之一曾仰丰在其《中国盐政史》著作中记载，清末淮北纲食岸共36万引，而淮南则达652760引。可见清末淮南盐产仍高于淮北。清光绪《两淮盐法志》说：“淮南场灶甲天下”、“淮南盐课甲天下”，可见直至光绪年间，淮南的全国盐业中心之中心的地位仍能保持着。

历史毕竟不容重来。自然毕竟自循规律。清中后期，海势逐步东移，淮南盐区所面临和利用的海域海水趋淡，海盐产出率日趋下降。而淮南向为煎盐，海水趋淡严重，盐分析出率愈来愈低，耗费的煎盐柴草越来越多，出盐周期也越发见长，自然其工本远大于实行晒制的淮北盐。南通实业家、著名盐政专家之一张謇（1853——1926）1911年任两淮盐务总理，他在1912年《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中写道：“……淮北唯有晒盐，其工本轻于煎盐甚巨，大率在一与五六、一与十一二之比例。”由此可以推知时为煎制的淮南盐工本之重了。鉴于淮南盐区自然条件已不适合于再煎海盐，故而才有民国三年二月，盐务署曾令通泰两属盐场限产，年递减2成，5年终产（见林振翰著《淮盐纪要》）。尽管如此，淮南盐也没有“嘎”地一声就停止自己的步伐，虽然所属各场都不大，生产时是“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而产量还是无力回天，可还是顽强地在争取生存。且还在普遍为煎的基础上，仿效南方盐场的板晒法，作为技术引进的良法在使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淮南的九个盐场还能年平均产盐75万担（37500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淮南煎盐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淮北崛起成于规模和技术之双助

一些历史事件发生都有预兆性。两淮盐中，淮南盐最早见诸于《史记.·货殖列传》，说两千多年前西汉初时，吴王刘濞在淮南等地煮海为盐。而恰在两淮盐最鼎盛的清乾隆朝二十八年（1764），两淮盐运司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称海州分司（驻海州板浦镇）。虽然雍乾嘉三朝近百年中早为淮盐衰败埋下了潜因，但终究是在100年后的光绪朝末期才致淮南盐一蹶不振的。可兴叹的是淮盐生命力是贯穿在淮盐几千年的运程中的。林振翰《淮盐纪要》说：清末淮南通泰11场专销鄂、̄Љ西、皖四岸及本省食岸，而其产不敷销，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由两江总督端方拨借库银，令淮北垣（场）商在丰乐镇（今灌云县洋桥镇）西增铺盐滩40份，名济南盐场，场治板浦，以产之盐接济淮南所欠盐量（后该盐滩废弃）。据《江苏省志·盐业志》，其后几年，淮北盐区兴起铺设新盐滩热潮。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民国三年（1914）7年间，淮北又新建设145条圩子，新建盐滩1160份，先后成立大德、大阜、大有晋、大源、公济、裕通、庆日新7个制盐公司，定名为济南盐场。其时淮北另三场中正、板浦、临兴各有盐滩659、698、597份，四场合计3114份。济南盐场建成达产后，年产盐13.54万吨，超过淮南盐区咸丰八年（1858）的产量（12万吨），更超过宣统年间的淮南产量（10万吨），以其一场产量而居淮北总产量7成以上，号称“淮北第一巨擘”。

在淮北不断建新圩铺新滩同时，淮南盐区也在努力克服困难，维持煎盐生产。但其时淮北淮南的盐产量比例位置已彻底颠覆。《淮盐纪要》载：民国十一年至十五年（1922——1926），淮南五年平均年产盐988562担（49428.1吨），淮北则达7827853担（391392.65吨）。《中国盐政史》载：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931——1935），淮南五年平均年产盐1191000担（59550吨），淮北则达8495000担（424750吨）。其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淮北年产盐900万担（450000吨），占全国盐量18%，淮南年产盐150万担（75000吨），占全国盐量3%。是时，两淮盐运司已于两年前由扬州移驻淮北（今之灌云县板浦镇），扬州改设淮南运副，专事淮南盐务。此亦标示出两淮盐区北重南轻。

济南盐场的建成并达产，可以说是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一个大事件，犹如一匹黑马在云台山下的黄海之滨冲出，一个亮相就使减产的淮盐重新振奋了起来。由于完全是商人投资建成，运作模式是仿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劳动制，管理方式相对先进，效率较高，不仅反映在产量上一个济南场完全替代了整个淮南盐区，其工本也是远低于淮南盐区的。《中国盐业史》统计资料示出：1929年两淮除济南场外，淮北晒盐成本为每担0.338元，淮南煎盐成本每担在1——2元之间，晒盐区偏高的济南场每担1.535元，亦低于淮南平均成本。到1935年，全淮北平均每担成本0.4元，淮南仍因离海远、卤气淡耗时耗工耗柴，担盐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据《中国实业志》，民国期间淮北圩盐氯化钠含纯89.29%、水份6.1%、夹杂物4.61%，淮南盐则分别为87.9%、6.73%、5.37%，淮北盐质明显高于淮南。

在淮南一以贯之煎式产盐而趋萎缩时，淮北一以贯之晒式产盐，且因济南场的建成生产规模扩大产量猛增，又因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较先进的管理方式，使淮北盐得力于规模与技术的两相助力，犹如腾飞之双翼，在国家盐策发生变化时能从容应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1卷，民国三年（1914）取消了淮北票权，从而开放了淮北票盐皖、豫引地及行销淮盐的安徽宿、涡2县。民国四年（1915）开放了淮鲁并销的山东临沂6岸。民国五年（1916）开放了淮北近场5岸（江苏省沐阳、涟水、东海、干于、灌云）及徐淮6岸（包括江苏淮安府属之山阳、清河、桃源、与徐州府属之宿迁、睢宁、邳州）。这种改革还是比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高质量、低成本食盐可以在竞争中处优，也使吃盐人减少吃盐支出。如此，理所当然地也促进了晒式低成本的淮北盐的发展，同时促成了煎式高成本的淮南盐的进一步减量萎缩，而使整个淮盐重心加速北移。

淮盐自嬗功于欲求和措施之双联

清末民初淮盐成功地进行了淮北淮南间的内部调整，实现了华丽转身，是政府、社会、盐商、灶户、销区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言之，是生产者、管理者、市场三力合成的结果。看似人的意志、主要是政府意志在左右这个嬗变过程，实质是一条无形的经济规律在起支配作用。可从欲求、措施以及二者的有机关联去解析其因果。民以食为天，食不可一日无盐。淮盐质量好，行销范围广大，别说两淮盐都停供，仅淮南停供，就要有不知多少人口面临淡食之虞。这是一。淮盐量大，特别是淮北盐工本低，利润率高，有学者著文称达40——50%，盐商们主观上不会轻易放弃经营淮盐。如果两淮盐都收缩销售甚或退出市场，不知将有多么大的社会混乱，整个国家经济秩序恐难持续井然。这是二。盐税向来是历朝历代政府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源，淮盐历史悠久，春秋时刚形成一些规模，就塞满了吴国的阖闾、夫差两朝的钱袋子。西汉吴王刘濞要不是淮盐之利，也不敢暴露那么大的政治野心，也就不会被废王位。唐宋元明至清中期，淮盐成长茁壮，这些朝代中兴时期都没有离开过淮盐。虽然各朝对于淮盐的盐策不尽科学合理，但都是希冀淮盐的增长，追求的也仅仅是淮盐的高额利润。清末民初官府拨借国库银又划出地亩在淮北开发新盐场，真正动机莫不如是。所以，官府不会任由淮盐大旗倒下的。这是三。最后看两淮盐的产盐人。淮南灶丁在拚死拚活力保盐产而对大自然无可抗拒、实在力不能支时，也就放盐于手，投于垦牧，另谋生路了。淮北灶丁主要是济南场灶丁，在雇佣劳动制下，只领灶粮和少量的“担头费”，盐产丰欠、销岸如何、课银高低似乎都与己无关，比起淮南煎盐灶丁，就更有一种低级的、无可奈何的适应感，至少说不会成为淮盐发展的阻碍者、破坏者。这是四。仅如上四个不同阶层对淮盐的欲求，就构成了淮盐适自然规律和历史趋势而动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

淮盐区内部在淮南淮北之间重心位置的置换及主次角色的更替成功，还在于淮北集、运盐斤的模式的出新及新式运输工具的采用。民国三年（1914）后，淮盐市场逐步放开，竞争随之而至。为满足销区需要，快捷发运，尽快盐到销区投入市场，淮北盐区在原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建立（局）仓垣基础上，新建的济南场七公司，储存盐斤方式以圩为单位建廪分散堆存，廪之大小有数千担至2——3万担不等。民国五年（1916），济南场公济公司投资8万元，在灌云县燕尾港建成储盐量100万担的坨地和出海木质码头一座。民国十八年（1929）又改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称“公济码头”。公济码头建成使用，使济南场盐斤通过圩河而出海而转内河运达销区，提高了运输速率。从此，淮北盐区在建圩铺滩热潮五年后，又大兴建坨建码头热潮。民国七年（1918），济南场大源、裕通、庆日新三公司先后分别出资4万元、3.4万元、3.9万元，在响水县陈家港建立盐坨和码头，总储量达425万担。民国八年（1919），由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公司合资3.8万元，在堆沟建立盐坨，储盐量252万担，同时建46.45米出盐码头，谓之“德阜晋码头，搭船栈桥全长85.05米，为木质、混凝土混合结构。民国十四年（1925），大有晋公司又投资在灌河南小蟒牛另建一辅助坨地，储盐量24.5万担。同年，储盐量200万担的徐圩坨、100万担的张圩坨、60万担的三洋港坨、200万担的东陬山坨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民国十五年（1926）建立了大浦坨地和码头。据国民政府盐务署出版的《盐政实录》载：“大浦坨建筑使用，淮盐外销每年达219600吨，超过建坨前5年（1921——1925）销售总量15万吨的68.18%”。大浦坨地和码头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度重视，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七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盐务署长朱廷祺陪同下，乘专机到淮北盐区视察，决定由财政部拨款140万元，用于建坨和疏浚河道等工程，从而又促进了陈家港坨、燕尾港坨、头罾坨、猴嘴坨的新建、翻建和扩建。特别是猴嘴坨地和码头，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建成，储盐量150万担，筑吊桥一座、水门一座、三层炮楼两座，用于盐斤保护。铺设专用小铁路两条用于圩廪存盐集运入坨。同时疏通了猴嘴坨地至中正、板浦两场驳盐干河58公里和板浦场区支河72公里。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935——1937），猴嘴盐坨铺设全长2423米双股铁路专用线，连接陇海铁路。与此同时，淮北盐区的晒盐滩式结构也在摸索中改进和创新。史料可查知的有淮北区沙帽翅式盐田、淮北区怀中抱子式盐田、淮北区盘香转式盐田、淮北区珍珠卷帘式盐田、淮北区双电灯式盐田、淮北区八卦式盐田、淮北区圩式池滩八份双晒式盐田、淮北区大浦新式盐田等。这些生产力元素的提高和进步，无疑都确保了当时新生的济南盐场的稳固存在和生产增长，也就推动了淮北盐区的成长，巩固了古老淮盐的历史地位。

淮盐区自嬗成功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济南场的东部后来成为了盐城地区盐业的主干，西部则成为了今之连云港地区盐业主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城市无论是清末民初，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几十年中，经济总量因淮盐而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连云港市地区，清末民初包括新浦在内的城镇建设、蔷薇河在内的河道建设、东陇海铁路建设、连云港港口建设等，都受到淮盐极大的催生和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