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陈玉静

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热点之下，多位大咖共论金融热点。

1月25日，由北京金博会组委会主办的2017中国金融年度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在前几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下金融行业的现状以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主题展开探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论坛上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发表了主题演讲。刘世锦表示，现在的发展阶段和我们过去一直谈的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不同的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在新的发展阶段下，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关必须要过，而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地方债的问题可能是摆在前边的。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

现在的发展阶段和过去一直说的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应该是一致的，对此，刘世锦提出了两方面理由：首先，从需求侧来看，过去带动高增长的主要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是三大需求来源，分别是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俗称三只靴子，现在这三只靴子基本触底，高增长也就停止了，特别是房地产，大家关注比较多，但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在2013、2014年就已出现，虽然2016年一季度出现了回升，但这是一个短期现象，所以三只靴子都落地之后，需求侧触底了。

其次，从供给侧来讲，过去两三年，去产能取得积极成效，直接的证据就是PPI、工业品出厂价格，经过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于2016年9月恢复正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经过一年多的负增长以后也由负转正，所以，从供给侧来讲，基本上也触底。那么，触底之后会不会反弹？

刘世锦认为，触底确切的含义是不再明显下滑，不会大幅反弹，不论是V形还是U形，更不会重复过去高增长的轨道，不过要理解的是，中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实际上是不同的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

对于2018年， 刘世锦表示，经过初步分析，终端需求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回升，但是2018年总需求中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因为背后实际上是地方债在支撑，而地方债是现在防范进入风险中间比较重要的一块，如果该领域治理的力度比较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回调，而回调以后中速增长的平台重心会有所下移。

不过，也有一些好的因素，刘世锦指出，生产性投资有可能会有所回升，但力度不会太大。另外，出口存货见到低点后也会有一个回升，“中国经济将来会逐步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期，这个中速增长期就是大家讲的底边再加上一些小的W形的波动”，刘世锦补充道。

如果说2017年是一个中速增长平台的验证期，2018年将是一个调整期。刘世锦认为，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调整，但希望这个波动幅度会小一点，稳定性能够增强，所以从当前来讲，中国经济还是要做实，争取做优，而不是人为地推高中国经济，现在需要降风险，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部分企业过高的杠杆率。

挤泡沫，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包括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增动能，就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稳效益，这一点特别重要，希望进入一种比较好的均衡状况，这样对长期来讲去杠杆也有利。

总体而言，刘世锦称，中国中速增长平台形成以后，根据国际经验，应该能够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这样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能够打下稳固的基础。

隐形债务是地方债问题所在

刘世锦还表示，要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关必须要过，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最典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因为金融条件在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调整。

关于金融风险，刘世锦称，过去也想中国金融体系有什么问题，但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是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有吸收、化解、后推风险的能力，包括90年代后期，几大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了一些不良资产，都不错，但这不是别的变好了，而是工厂、设备不行了，但地值钱了，这和高速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这个条件不存在了，而且可能是相反的，高速增长期不是风险的现在可能就变成了风险。所以，十九大提出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债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刘世锦分析称，地方债是符合规范的明债，目前规模还可控，不过问题在于隐形债务，最近几年通过地方专项基金，通过一些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通过PPP形成了一些事实上需要地方政府最后兜底的承担偿还责任的这样一种债务，称之为隐形债务，事实是有些地方隐形债务比公开的多了不止一倍，当然，这个隐形债务到底有多大，现在也有不同的估计和分析，但是其中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这方面风险因素的积累有些已经显露，所以这一次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地方债的问题可能是摆在前边的。

风险怎么处置？刘世锦认为，第一要稳杠杆，杠杆降下来背后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重大调整。首先是要稳住，不能再增加；第二是要软着陆，防止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然后是要从长计议，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各级政府、国企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这是问题改革之初就已提出，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所以这一次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不救助，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一些债务将来怎么处置呢？收缩资产负债表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当然从更长期来看，还是要探讨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品投资服务。

不过，刘世锦认为，更重要的是根据高质量的发展要求，竖立正确的政绩观、速度观，速度要看长远一点，是一个长期的比较均衡的发展。另外，从地方政府来讲，中国的政府和同时期OECD国家的结构不一样，其他比例都差不多，唯有一点，即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比他们高的不止一倍，相当于他们的2~3倍，与此同时，公共服务这方面的差距比较大，所以更多的需要把资源朝这方面投。

最后，刘世锦表示，高质量发展的办法需要各个地方去探索，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之下，从GDP优先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自选动作的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在试点中推广好的政策。